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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区抗日武装“新三师” 建制沿革及其历史贡献

 

 

云占魁  戚熙

 

  


写作背景: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铭记抗战革命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讴歌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个人记忆是民族记忆的基础,先辈们口述的历史,也是我们民族抗战的有声记忆。动笔前阅读了克力更同志(原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撰写的“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新三师”的文章,文中特别提到“新三师”在抗日战争中起到5个方面的独特重要作用。文中还讲到:时过六十多年,知道“新三师”史实的人越来越少,应抢救历史补上这一课,从他的这些话语中我们受到启示。笔者不是研究历史的,所以只能从父辈们的言传、老一辈革命家的回忆记述中,并查阅内蒙古党史、包头党史及各有关盟市旗县政协的文史史料综合撰写了这篇记事文章,至于理解是否正确,记述是否全面,评价是否精当,只能作为个人看法。由于“新三师”组建发展和历史贡献,前后的经历跨度大,所记述历史事件、人物经历难免有疏漏的地方,敬请史学专家和同志们指教。总的想法是,通过这篇忆述,为大家学习党史军史提供一点参考资料而已,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能够铭记“新三师”在内蒙古地区抵御侵略、英勇斗争的这段历史,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发扬爱党爱国的精神,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做贡献。

内容提要: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新三师”的建制沿革:1、“老一团”的建制;2、蒙旗保安总队的建制;3、蒙旗独立旅的建制;二是“新三师”的历史贡献:1、始终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追寻少数民族走向民族解放的道路;2、始终注重培育民族干部,进一步壮大民族抗日武装的力量;3、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的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

关键词: 抗日武装“新三师”  建制沿革   历史贡献

 

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简称新三师,以下同)[1]这支属于国民党编制的武装力量,是在我党西蒙工委帮助下建立的一支蒙古族抗日军队。它在我党地下组织——新三师党委的推动下,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联合友军,高举抗日的旗帜,转战于黄河之滨和大黑河两岸,打击日伪军,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巩固了伊克昭盟革命根据地,群众称它是穿着国民党军装的八路军,被党中央誉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2]

一、“新三师”建制沿革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形势下形成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国民党在民族危亡时刻,也逐渐认识到“整个民族利益,终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19379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3]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支部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建立起来,随着革命战争的需要,在调整中发展,在变化中成长。追述其创建历史,蒙旗独立旅是“新三师”的前身,而“老一团”是百灵庙暴动(蒙旗保安队)志士们的主干。[4]

1、“老一团”的建制 [5]

民国初,绥远实行蒙汉分治,时设土默特旗,管理蒙民事务。当时,土默特旗管辖的地域较广,大致包括今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武川县等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有一支土默特蒙古族地方武装——俗称“老一团”驻守在这里。这支地方武装曾经反抗军阀、打击土匪、抗击日寇、掩护爱国志士,发挥了保境安民的作用。

老一团系内蒙古土默特旗地方骑兵武装,成员多为本旗蒙古族。该团从民国初年组建起,虽经多次改编,频繁调动,“老一团”这支部队的番号屡次变换,但由于蒙古民族特有的情感和当时军队中的封建隶属关系,总是聚而不散,官兵始终是一个团的编制,且为原班人马,故而被当地习惯称之为“老一团”。

1912年,直系军阀张绍曾任绥远都统时,驻归化(今呼和浩特市)的地方部队土默特陆军第二营势力日渐壮大,因反对张兰取税赋,常与其混成旅发生摩擦。是年冬,张绍曾解散了这支部队。当时该部驻归化城北武川县的第三连闻讯起义。后被张收编为绥远骑兵游击队,不久,又改编为绥远第三路警备队,驻防包头。1926年,又改编为绥远骑兵第一旅,旅长满泰,辖两团:一团长李根车,二团长耿子荣。驻防绥西。当时,绥西地区匪患滋生。为剿匪,老一团往来驰骋,奋勇作战,得到当地民众的拥护,受商会“保境安民”匾额。

19333月,热河失守,日军继而向察哈尔进犯,全国抗日呼声日甚。驻守绥西的老一团官兵再也无法按捺内心的义愤,纷纷请缨要求东赴察北参加抗战。是年,老一团已被晋军收编为晋绥骑兵独立营,属晋军骑兵司令赵承绶部,李根车任营长,下辖两连。一律乘黑马,时称黑马队。

51夜,日伪军突袭多伦城。赵承绶部和老一团的任务是与东北军夹击日伪军。日伪军动用飞机、重炮、坦克疯狂进攻,多伦城中炮弹纷炸,土石飞扬,街上的石头拴马桩也被炸为几节。激战两小时,我军逐渐不支,冯占海的东北义勇军和孙殿英的四十一军开始撤退。老一团为赵部先锋,奋勇反击敌军。这个团善于单独作战,多以排、班为战斗单位,即使失去指挥,亦能各自为阵。老一团更长于奇袭追击,往往以小单位穿插于敌阵,给敌以重创。在这次战役中,老一团二连的两个班曾两次攻入城内。在班长云元世的带领下,在城池陷落后,全班从城南冲入城中,与敌巷战,直至闻赵部已全部撤走,方才退出城,掩护赵军后撤。突围中老一团的官兵有所伤亡。

多伦失陷后,老一团奉命退守察哈尔省康保、尚义境内。5月初,驻扎在尚义县大青沟镇。大青沟是张家口至乌兰巴托必经之地,也是绥西集宁、商都通往山西雁北地区的交通要道。故而,赵部决定扼守此地,以防日伪进一步西犯。

19335月底,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7月,收复了察东康保、沽源、宝昌、多伦等四县。但因日、蒋夹击,抗日同盟军处境日益困难。8月,冯玉祥被迫下野。9月底,抗日同盟军解体,日伪卷土重来。鉴于察北形势失利,赵承绶部撤离大青沟,返回晋绥。

老一团经商都、集宁、归绥返回包头。1936年秋,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以“老一团”不适应正规操练、部分士兵中染有鸦片烟嗜好为由,将该团调到大同卧虎湾,被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强制解散,枪马归公,人员遣散。被遣散的“老一团”官兵,有相当一部分人前往百灵庙,参加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队。

2、蒙旗保安总队的建制[6]

民国23(1934)4月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即百灵庙蒙政会),建立了蒙政会保安总队,共约千余人,多数为土默特蒙古族。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于民国25(1936)初易帜,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此举在蒙政会保安队官兵中遭到强烈反对。

民国25年(1936年)春节前,赵诚、云继先、朱实夫等回土默特旗向云泽(乌兰夫)报告情况,商议对策。2月,德王由百灵庙返回苏尼特右旗,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设日本顾问部,且改元易帜,公开投日。德王一意孤行,决定把蒙旗保安队并入“蒙古军”建制,移驻“嘉卜寺”,派日本军官充当顾问,事态发展非常严重,时间相当紧迫。经过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多次宣传鼓动、组织策划,暴动时机已成熟,保安队爱国官兵抗日情绪高涨,积极呼应了武装暴动的号召。

按照计划,保安队将在民国25年(1936年)2222330分开始进行暴动。但到21日,云蔚发现敌人动态异常,随即与云继先、朱实夫商议,决定提前24小时举行暴动。22日凌晨2时,暴动队伍完成了各项任务后,在百灵庙南营盘集合,由云、朱等人率领,趁夜色朦胧,在茫茫雪原上向武川方向进发。25日,起义部队在归绥发表起义通电,揭露德王投靠日本的行为,阐明“在激于爱国热忱不背叛国家原则下,举行军事暴动,脱离德王。”

当暴动队伍在二份子准备休整时,傅作义部驻武川的孙兰峰421团两个加强营赶到二份子村,借“慰问”之名,包围了暴动队伍,用欺骗的手段,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不久,该部队被拉到大青山南,改编为2个大队,分别驻在归绥县毕克齐、察素齐和萨拉齐县水涧沟门村,傅作义给予“归绥县防共大队”、“萨拉齐县防共大队”番号。19364月,国民党中央给予“蒙古保安总队”番号,傅作义改为“蒙旗保安总队”,在归绥台阁牧成立,任命云继先为总队长,朱实夫为副总队长,发给月饷万元,购马费5千元。

同年9月,德王派亲信托巴、达奥、李春林等人,到暴动队伍的驻地,与原德王的部下云麟、张文锦等联络,挑动不纯分子策动哗变,枪杀了暴动领导人云继先,将部分人员拉回百灵庙,许多官兵也相继愤然离队回了家。

正当暴动队伍处境艰难,面临崩溃的关键时刻,民国26(1937)春,国民党中央派白海风来内蒙古西部地区收拢百灵庙暴动队伍剩下的人马,重新组织绥远蒙旗保安总队,并出任总队长。许多土默特旗青年和参加百灵庙暴动的士兵加入该队。

3、蒙旗独立旅的建制 [7]

“七七事变”以后,傅作义率部开赴山西,该队曾到百灵庙接防,不久即转移至固阳县。当年夏季,东北挺进军司令马占山在包头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保卫归绥和绥远防务,会议决定蒙旗保安总队参加保卫归绥作战。为适应作战所需,决定将该队改编为蒙古混成旅,旅长白海风,政训部代主任云时雨(即乌兰夫,时为该部三科科长),一团长纪松龄,政治指导员克力更,二团长朱实夫,政治指导员王允文。8月间,日军进逼绥远,该旅开往归绥,19385月在神木改编蒙旗独立旅,在大黑河北岸布防。1012日夜,日军石黑旅团在伪蒙古军3个师配合下进攻归绥,蒙旗独立旅与绥远国民军马占山部予以抵抗,16日,撤往包头,次日,该旅南渡黄河,驻守于伊克昭盟。

1939年夏,蒙旗独立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新编第三师,[8]划归傅作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绥西河套)指挥。师辖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师长白海风,参谋长包清华,政治部主任纪贞甫,代主任乌兰夫;七团团长纪松龄,政治主任克力更,八团团长朱实夫,政治主任王允文,骑兵九团团长云蔚,政治主任寒峰。[9]

1940年,日寇在中国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后,调拨主要兵力,加紧进攻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侵占绥远的日寇多次进行"大扫荡",妄图跨过黄河,侵占伊克昭盟,进而向陕甘宁边区嵌入。新第三师根据敌人的动向,从各团抽调兵力,由第8团团长朱实夫任前敌指挥,派步兵七团、八团和骑兵九团坚守在达拉特旗的黄河沿岸,前哨设在谢家圪坦、二里半一带,指挥部设在张明高圪坦。多次击退了日寇和伪军的进犯,保护了当地群众的秋收,防止了日伪军的抢劫,保卫了伊克昭盟七旗一县,保障了陕甘宁边区北部的安全。

1941年夏,”新三师”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往甘肃靖远整训,划归兰州第八战区指挥。翌年,由步兵师改编为新编骑兵第七师,所辖三个团:十九、二十、二十一团;1944年新编骑兵第七师奉命进驻张掖。1945年由新编骑兵第七师改编为骑兵第九师,所辖三个团:二十五(团长汪韬)、二十六(团长戴效)、二十七团(团长陈应权);1946年由骑兵第九师整编为骑兵第二旅,所辖三团(团长汪韬)四团(团长钱治国),陕西泾阳、临潼驻防。1949年该旅三团被人民解放军击溃,四团代团长(团长钱治国从汉中离队)牛炳坤、云德权(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四团连长,经他规劝牛炳坤发动起义,当时团部领导商议起义会议上一致推举云德权为副团长并在起义书上签字)率所部以及旅部于9月在成都凤凰山机场起义,编入贺龙所属十八兵团序列。19497月,白海风积极参加西蒙自治活动,923日,他和何兆麟、巴文竣及旗内正协理罗巴图孟柯、副协理罗永寿、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等与阿拉善旗第九代第10任札萨克和硕亲王达理札雅等人通电起义。

二、“新三师”的历史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同抗击外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得以空前增强的伟大事件。自19385月到1942年在黄河之滨坚持抗战整整三年,“新三师”以及地下党委同民族地区的人民一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并英勇地投身于抗日武装斗争行列,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始终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追寻少数民族走向民族解放的道路。

1935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新的发展。是年1223日,中共中央提出:“把蒙回两族(首先是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10]27日,毛泽东指出:“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科学论断,为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指明了方向。

绥远位于祖国北部,是日本扩张侵略野心、征服中国乃至称霸世界努力争取的战略要地之一。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满军侵占中国察北6县。与此同时派遣大量日军军官担任伪军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补给伪军大批军需品,令附敌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所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伪蒙古军第七师驻百灵庙,并抽调伪满骑兵5000人由热河东部开驻察北多伦、平定堡地区,企图集中兵力侵占绥远。87日,伪蒙军李守信部约2万人进犯绥东陶林。810日,日军由热河开抵张北。814日,毛泽东致电傅作义,指出:“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傅作义得此信后,更加坚定了抗日救亡的决心。

绥远抗战,是全面抗战前华北地区较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开创了中国军队主动进攻、战胜并驱除日伪军的先例。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中国军民无不扬眉吐气,掀起了新的抗日救亡高潮,鼓舞了士气。绥远抗战的胜利,促进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绥远抗战,挫败了日寇侵占绥远进而入侵西北的图谋,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情,增强了救亡图存必胜的信心,写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光辉的一页。

1121日,毛泽东、朱德在发给傅作义的贺电中说:“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1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及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同日,毛泽东、朱德等致书蒋介石,提出“化敌为友,共同抗日”。[11]

814日,毛泽东分别致信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在赞扬他们的爱国精神的同时,敦促他们抗日。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全面分析了日伪军进攻绥远的企图与严重形势,严厉指责国民党对蒙古民族的反动政策及其行动,指出了蒙古民族面临民族存亡的两条道路,重申了毛泽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的主张与政策。1025日,毛泽东再度致信傅作义,敦请他坚持抵抗日寇。12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援绥抗战,并表明红军坚决抗战的立场。毛泽东还赞扬绥远抗战是“全国抗战之先声”。

1937 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蒙古工作应以援绥抗日为中心的指示》27日,又发出《关于内蒙工作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信》,[12]主要强调内蒙古工作应当是抗日援绥,拥护傅作义、阎锡山抗战,蒙汉联合一致抗日,帮助蒙古民族中的抗日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分化右派,注意解决蒙民的特殊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77,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8月,中共中央对日军进攻芦沟桥发表通电,动员全民实行抗战,全面抗战就此开始。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指出:“蒙古民族团结一致,驱逐日寇出绥蒙和蒙汉联合抗日是目前绥蒙工作的最高原则。”月底,由绥远民先队、牺盟会、妇女会、学生联合会等抗日救国团体联合组成“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3]

1938年春,日军加紧策划向我大西北的屏障和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伊克昭盟进攻。3月,日寇在包头设立了所谓的“伊克昭盟公署”,扶植阿拉坦额齐尔充当傀儡,对蒙古族实行分化瓦解政策。为粉碎日军的进攻和阴谋,4月,“中央绥蒙工作委员会”在三边成立,[14]白如冰任书记,委员有李衡、赵通儒、于占彪、乌兰夫、白海风、孔令甫、刘兴源等,同时随八路军警备骑兵团从定边进入伊盟桃力民,全面开展伊盟工作,先后建立了中共桃力民工委,河套特委和包(头)固(阳)工委。5月间迁至伊盟中心桃力民乌素其日嘎村建立中共伊克昭盟工委,中共绥蒙工委及八路军骑兵团进驻克泊尔庙,成立了桃力民工委所辖6个党支部。驻桃力民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国民党抗日派盂文仲旅骑兵团,桃力民地方武装联合起来,抗击日伪第8师,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这个地区的抗日动员会(后易名抗敌后援会)和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事实上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半政权半统战性的机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抗日根据地,广泛发动蒙汉各族贫苦牧民和青年学生,建立起了“战地动员委员会”或“抗敌委员会”等群众团体,并争取了曾参加“独贵龙”运动的那素滴勒盖(雷寿昌)营长和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朗等有势力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团结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从此,伊盟的抗战局面迅速打开。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内蒙古的一些爱国的蒙古族上层人士也举起了抗日的旗帜。

2、始终注重培育民族干部,进一步壮大民族抗日武装的力量。

老一团、蒙旗保安队、蒙旗独立旅多数官兵来自土默特旗贫苦农牧民,经历了阶级剥削与民族压迫之苦,有较强的反抗意识,因而也较易接受先进思想。早在大革命时期,许多蒙古族共产党员就深入老一团做争取教育工作。中共包头工委书记李裕智、绥远工委书记吉雅泰,1925年就通过私人关系结识了老一团的进步官兵,有意识地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开展民族工作。1928年,吉雅泰发展了老一团第一个党员——老一团排长李森。从此,李森以合法身份作掩护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更多的共产党人如:王若飞、乌兰夫、吉雅泰,奎璧,贾力更、吉合、刘仁、梁一鸣、佛鼎、赵诚、曾涌泉、勇夫、高布泽博、朱实夫、王逸伦等同志,都先后在老一团开展过革命工作,有的还在老一团任职、挂衔。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许多蒙古族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都得到过“老一团”的保护和支持,当时在“老一团”工作的就有共产党员李森和恒升等人;中共党员王若飞、云泽(乌兰夫)、吉雅泰、奎璧等,在包头地区开展地下工作时,也曾在“老一团”得以隐蔽。在共产党员、特别是蒙古族共产党员的教育、影响下,老一团官兵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压迫有了清醒的认识,而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此后,老一团中不少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仅1929年至1930年,就有20多人分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老一团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进步势力和朴素的爱国思想。因此,当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中国东北时,老一团反响很大,官兵群情激愤,力主抗日,爱国热情十分高涨。

改编后的“新三师”地下党委,按八路军的模式,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在部队扩建过程中,相应地对党的组织进行了充实和调整。党委委员由原来的5名增加到7名,即:云时雨(乌兰夫)、孟纯、奇稀古、云飞扬、克力更、王允文、云蔚。党委书记仍由云时雨(乌兰夫)担任,同时兼任伊盟工委委员。各连重新建立了党支部。团营连的指挥员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全师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100多名。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新三师党组织接受伊盟工委的领导,党的活动由半公开转入地下。

在部队扩建过程中,对广大官兵,特别是共产党员的思想作风,进行了一次整顿。通过整顿和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使我们“新三师”党组织更加团结、思想作风更加纯洁,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整顿党内思想作风的基础上,通过公开的政治工作系统,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十大纲领》、《八一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等重要文献,还举办长征报告会,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组织官兵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增强官兵的群众观念和组织纪律性。同时在部队驻地和附近的村庄,开展群众工作。此外,还专门开展对当地王公贵族的团结争取工作,使一些上层人物拥护军队、支持抗日。经过多方面的艰苦工作,“新三师”在伊盟地区扎了根,形成了军民团结、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9年前后,伊盟抗日根据地逐步巩固。为防止敌人对没有撤离敌占区的家属进行迫害,部队决定尽快将他们接到伊盟抗日根据地。时任运输连连长云元世受命多次过黄河,深入归绥、包头、萨拉齐、毕克齐等地,接送家属,包括孟纯、云蔚等同志的家属。“新三师”在伊盟驻扎时,土默特一带的进步青年去延安途径这里,都会受到部队的保护和护送。从延安派往内蒙古地区开展工作的同志,在这受到很好的接待和隐蔽。云丽雯、云清、陈介平、乌兰等同志都在“新三师”居住和路过,包括乌兰夫的妻子云亭、儿子乌斌、乌杰。这一阶段新三师成了由延安到日伪战区的中转站。

3、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的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

为抵制马占山收编的企图,蒙旗独立旅转移到陕西神木、府谷驻防,保存了这支民族武装。193711月初,部队取道东胜,开到陕西府谷县哈拉寨。时值初冬,部队的供给极度困难,千余人马的粮秣和部队的棉衣无法解决。基于这种情况,1938年初,白海风带领纪贞甫、常永生、胡风山、康济民、云元世(随从副官)等去南京找国民党中央政府,要军饷、粮秣和武器装备。

白海风走后,乌兰夫到山西岢岚县八路军120师办事处联系党的关系。在岢岚,乌兰夫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向他汇报了蒙旗独立旅的情况,并请他转报中共中央。甘泗淇听了情况后,非常高兴,并说:“你们这支部队所以能够这样好,关键是党的领导,是执行古田会议的精神,支部建在连上的成果。”谈话后乌兰夫即住下等待中央的回电。没过两天中共中央发来回电,电文大意是:了解到这支部队的情况很高兴。中央正打算开展伊克昭盟的工作,有这样一批蒙古族干部和部队很可贵。要继续扩大这支部队,把它作为培养抗日民族干部的学校。乌兰夫接到了中央的电示,与党取得了联系后,即离开120师返回部队。临走时120师送给蒙旗独立旅1000套军装、1000双布鞋、1000元菜金等装备和给养。[15]

19385月,毛泽东通过神木边区党委,发电邀乌兰夫去延安汇报工作。乌兰夫接到电报后十分激动,当即安排好部队工作,离开神木前往延安,住在军委招待所。翌日乌兰夫到高岗办公室,同时被邀请去的还有白海风。高岗带领乌兰夫、白海风一块去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蒙古族的生活状况和部队的工作后,对蒙古民族的解放和伊克昭盟抗日斗争作了重要指示:蒙古民族只有同中华各民族一道,驱除日寇,解放全中国,才能取得本民族的统一和解放。要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争取国民党的供给,设法扩大队伍。你们是蒙古族部队,要回到伊克昭盟去开展斗争,以抗日的模范行动,影响带动蒙汉群众,团结争取蒙古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一道抗日。

正当新三师和兄弟部队友好合作,一致抗日的时候,“新三师”影响的进一步扩大,引起了国民党中央的注意,他们担心“新三师”被赤化。当时“新三师”被国民党陈长捷、门炳岳、马鸿宾三面包围,只留西去之路,目的是胁迫部队离开伊盟,要肃清伊盟的共产党。胡宗南几次下令调动“新三师”到甘肃靖远整训。“新三师”地下党委觉察到国民党的险恶用心,头两次调新三师到靖远,师党委在向中央报告请示的同时,以日本侵略军企图越过黄河,侵占伊盟,部队不能离开为理由,未予执行。胡宗南调不动“新三师”,便一方面派驻河套、榆林、宁夏的国民党部队压逼“新三师”,另一方面给白海风发来一封密电,催促“新三师”立即开往靖远,并电令白海风“就地将云时雨(乌兰夫)枪决”。在这危险关头,白海风让乌兰夫看了密电,部队地下党委及时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部队马上起义拉到延安去。乌兰夫向党中央请示,中央很快复电,指示“新三师”党组织要保证部队西调靖远,不能分家,也不要起义拉回延安,以免顽固派借此制造事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并要求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已暴露身份的,迅速离开部队回延安,尚未暴露身份的,继续留在“新三师”“长期潜伏,保存实力,伺机行动”。

是年夏天,乌兰夫、克力更、寒峰等以各种借口离开了“新三师”,回到了延安。不久,白海风带领“新三师”离开伊克昭盟,国民党将许多共产党员干部调到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分散控制在其他部队中。这支以蒙古族为主要成分的抗日武装逐步被国民党瓦解。1941年夏,“新三师”爱国官兵,告别了伊克昭盟各族群众和曾经共同战斗过的地方,越过沙漠,途经宁夏,于1942年初来到甘肃靖远县。国民党将这支部队改编为新编骑兵第七师,把原有的两个步兵团改成了骑兵团。师长仍是白海风,副师长朱实夫。这时,跟随部队西行的共产党员,按照撤离时乌兰夫同志传达中央关于“保存实力,长期埋伏,伺机行动”的指示,在条件极端复杂和艰难的情况下,继续秘密地从事着党的工作。党的骨干分子孟纯、王允文、云飞扬、赵俊诚、云蔚、云德权等采取各种方式教育党员和广大爱国官兵,始终保持民族气节,高举抗日旗帜,绝不向敌人屈服投降。在他们的带动下,多数党员一直坚持到斗争胜利。 


[1] 《内蒙古日报》第2

《战斗在黄河之滨的一支蒙古族抗日军队——忆我党在新三师的活动》乌兰夫 198893                                                                                                                

[2] 开国上将纪念馆--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3]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  中央  824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5] 《内蒙古区情网 》年鉴刊物 >> 刊物 >> 内蒙古史志2012>> 第五期

[6] (史海钩沉)土默特蒙古族地方武装——『老一团』的变迁

[7]《乌兰夫传》第67章,第51-83页,

[8] 《中国黄埔军校网》黄埔师生》黄埔一期》白海风

[9]《内蒙古日报》200593日 第二版  克力更《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新三师》

[10]《毛泽东文集》第1卷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战略方针(八)

[11]《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第一章局部抗战的兴起  六、绥远抗战

[12] 《内蒙古区情网》 长征胜利后内蒙古革命的新高涨

[13] 内蒙古红色革命多媒体资源库   大事记(19277月——19377月)

[14] 白如冰给多淑秀的信 1990410

[15] 《乌兰夫传》第67章,第51-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4月。

(作者单位:云占魁,内蒙古包头市政协原主席、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

戚  熙,内蒙古包头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


参考文献:

[①] 《乌兰夫传》第6、7章,第51-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

[②] 《战斗在黄河之滨的一支蒙古族抗日军队——忆我党在新三师的活动》 乌兰夫 1988年9月3日

《内蒙古日报》第二版

[③] 内蒙古区情网 >> 年鉴刊物 >> 刊物 >> 内蒙古史志2012年 >> 第五期 >>

(史海钩沉)土默特蒙古族地方武装——『老一团』的变迁  郝文强

[④]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新三师》 克力更 《内蒙古日报》2005年9月3日 第二版。

[⑤] 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图书连载>>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

第一章 局部抗战的兴起  六、绥远抗战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⑦] 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 中央  8月24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⑧]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⑨] 《毛泽东文集》第1卷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 战略方针(八)

[⑩] 内蒙古红色革命多媒体资源库   大事记(1927年7月——1937年7月)

[11] 白如冰给多淑秀的信 1990年4月10日

[12] 赵通儒悼念白海风祭文 1956年9月11日

[13]《新三师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纪要》,1984年9月24-29日 在呼和浩特举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顾问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克力更同志自始至终参加并主持会议。

[14] 《纪念百灵庙暴动五十周年》 乌兰夫 1986年

[15] 《中共党史资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第9集 

(谈谈我在绥蒙工作的简况)白如冰 1984年4月